他们在发现中国人乃是非人的时候，一开始就空前尖锐地指出，造成非人绝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的父亲，即自己的父辈文化。
[32]《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不仅如此，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时间观念的主流并非过去→现在→未来，而是一种循环观念。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有间的状态，而非无间之境。[18] 傅新毅：《佛教中的时间观念》。此外还有双声联绵词（两个字的声母是相同的）、叠音联绵词（两个字的声母和韵母都是相同的）等等。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38] 这里有许多人和许多路，显然都是一些形而下的相对存在者。
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任何存在者都是有间的：形而上存在者相对于形而下存在者。和作用相对的是本体，从本体来说，公德是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德性。
另一个意义就是要学习采纳本来所没有的新道德而使其纳新、开新、更新之，两者要兼备。可见《德育鉴》是根据《论公德》与《论私德》的思想，编述古人道德修身治心的语录，作为德育的参考。这个讲法便与一年前他在《论公德》篇中所论者，有很大的变化。所谓民德，就是人民的道德。
他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根本所在。而实际上，《新民说》中的论私德部分，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
因此，《新民说》中对私德的讨论，并不是书斋中的思考得到的结论，而是梁启超在这一年多中对政治领域所见所闻的心得所引发的，这些思考比较周全地处理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但梁启超认为，在列国并立、弱肉强食的时代，民族国家的自立之道，首先就是要树立国民之意识，或者说一国公民的意识。中国近代思想家往往把文化的近代化看作是社会近代化的前提来加以鼓吹，形成一种文化决定论，这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在梁启超的时代，因为共和国还没有出现，是封建王朝的子民，当然没有近代国民资格的自觉。
从《新民说》最后完成的整体来看，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是同样重视和肯定的。研究梁启超现有的国内外论著，都是讨论《新民说》前期论公德的思想，把论公德作为梁启超道德伦理思想走向近代和批评传统思想道德的政革，而很少有学者顾及《新民说》后期所写的内容。《新民说》一共有20节，梁启超一边写，一边就发表在《新民书报》上，一直到1906年才结束，历时三四年，其中有一年他在北美。据此，他提出了正本、慎独、谨小三项德育修身的要领，作为一种示范，提供给大家参考。
但是这些讲法都没有梁启超后来在日本时写的《新民说》那么系统、雄辩，影响巨大。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
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要用动态和发展的观点理解儒家，特别是近代新儒家，而避免用一个单一的本质主义的儒家概念去判断儒家的多元体现和历史发展。梁启超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虽然也有两个方面，但主导的方向是要提倡公德的，这是新民的主要方向。《论私德》及其影响下的《德育鉴》等书的编订，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梁启超基于对道德与社会变革的理解，在德育问题的认识上，与其他的社会改革人士大不相同。如果仅仅从推动思想进步、历史进步这个角度去看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够的。在这一点上，不仅把公德看成私德的推广，而且把新道德在道德革命的问题上也做了改写。所以就公德而言，道德是随历史的演化而变化、发展、进步的。梁启超认为束身寡过属于私德，但是人民不知道什么是公德，不知道什么是个人对群体的义务。
于是，他提出今天的历史处境已经根本改变，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为了中国的生存发展，需要一种新道德，以团结国人，改善、发展中国。但是如果私德不立，则用以推扩的基础也无以成立，这和他前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在论述正本、慎独、谨小这三纲领的意义时，他以王阳明《拔本塞原论》为依据，充分显示出王学在他的德育观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就西洋近代所突出的公德来看，其意义主要指人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以及对公共财物所持的态度，对行政公务所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也即突出社会公德，并不突出国家意识。
在张灏的著作中，在谈到《德育鉴》时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努力把梁启超和儒家传统拉开一些距离，以避免把梁启超肯定为一位儒家思想家。近代西方思想对个人和社会之道德的区分，始见于边沁对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此后密尔在其《论自由》中特别区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
梁启超1902年著写《新民说》的论公德一节，开宗明义地突出公德问题，逐节讨论权利思想、自由等，在当时影响很大。而行道德，即道德的实际实践，则应根据社会习俗、文化、制度的不同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近代中国的转变时期，就是应当主要依据于中国的传统进行德育教育。可见他对前期的文化决定论是有所更改的，要因时因地制宜。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里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1903年梁启超的美洲之行，因看到新党的腐化，深为不满，最后导致了他思想的转变。
在梁启超的《年谱长编》里是这样讲的：先生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之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有鉴于此，他又专节论述私德的意义，以补充《论公德》的不足。
这表明在大多数学者来看，梁启超论公德的思想才是最有意义的。他的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就是：中国要从衰落转向振兴，一定要加强国民对群的责任意识，而这个群不是指社会，是指国家。
而无论近代或现代、当代的新儒家学者，都不再与传统儒家完全一致。同时他对先前所持的新道德主张也进行反省，认为新道德只是理想，不是当下能够实践的。不过，在有些地方梁启超并未区分私德和公德，如他说以道德革命发展新道德，以抵御西方物质文明的泛滥，以免于人人陷于禽兽，这里所说的德就应该不仅仅是指公德而言了。其前言首曰：鄙人关于德育之意见，前所作《论公德》、《论私德》两篇既已略具，本书即演前文宗旨，从事编述。
但就实践来说，这些新观念的宣扬，对社会进步起到促进作用。他自认为是当时新学中重视提倡德育的人。
他晚期所写的《私德说》，和前期所写的《公德说》，共同体现了他的道德思考，补充了公德说的基础，揭示了他的思想贡献，以及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合理途径。所以，了解他人的道德经验并不能增进自己的道德，知识的博学并不能代替德育。
但在基本道德价值、基本人生理念、基本修身方法，以及文化认同上，仍坚持肯定儒家的基本观念。所以他认为中国古代太注重身的人难免对群有忽视。
